陈丹青：斯文入骨

旁观、近察、询问和倾听陈丹青的过程无异于欣赏一场电影，这场电影恰如同永远高踞伟大榜首的《公民凯恩》，因为观察对象的复杂而衍生出了华丽的复调结构—陈丹青也是如此，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公共解释系统当中，他是特立独行的艺术家，是离经叛道的人民教师，是一个推崇五四风骨和鲁迅价值的作家，是一个直言敢行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巧妙地掌握了媒体操控技巧的文化明星，还是一个能同时吸引两性注意力的、衣着精致、气质非凡的绅士。
　　从人文艺术教育体制到媒体发问的方式、技巧，从文化现状到中文世界的未来可能⋯⋯如果没有这些作用力，可能我们所目击的精彩会少一些，但或许陈丹青就能更加的纯粹，一个画家，一个言语从容、斯文入骨的中年男人。
口无遮拦的艺术家
　　“杜尚说，艺术家就是不愿上班的人。此生有幸，我几乎没怎么上过班。”
　　陈丹青是“几乎没怎么上过班”，而不是“没上过班”，现在，他那段有限的单位生活过去已经五年了，距离他考入中央美院，创作出《西藏组画》，已经过去了二十年，距离他被父亲取名为“丹青”已经五十七年。
　　其父陈兆炽非常喜欢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才有了如今大名鼎鼎的“陈丹青”。文天祥的诗固然跟“丹青”指代的绘画毫无关系，即便是他的父亲在取名的时候，也根本没想到这个名字竟然会成为谶语，他的儿子一生的事业都要落在“丹青”这个名字上。陈丹青小时候生长的石门一路石库门老弄堂属于闹市区，环境上的便利使得陈丹青所深入的上海是独一无二的，“我的父亲是从广东来上海念书的，母亲是浙江人，我还有个弟弟，我们家说起来也是移民，这样的家庭构成跟上海绝大部分弄堂是一样的。对我们来说，弄堂里最有意思的就是白相、奔。当然记忆最活跃的还是文革前一段和文革开始的那一段，年龄正好在八九岁到十五六岁之间。我家的对过有一户资本家住在那里，整个楼据说过去都是他们的，但到了文革的时候，只有一层楼是他们家的了。我们扒在窗户上看他们吃饭，非常大的红木八仙桌，还有佣人，杯盘、小菜都很讲究，一直到文革之前都是这种生活方式。”
　　我们现在常常评论某某人了得，很经常地会说：他是见过大家的人，陆文夫原来跟过周瘦鹃，季羡林原来见过陈寅恪，如果你做收藏，你见过盛宣怀家的东西，那是很了不起的。陈丹青少年时所储备的记忆使得他对生活方式、对男人、女人、社交以及生活文化的理解都具备浓烈的海派文化乃至民国文化的色彩，但这种内心的仪式感此时并未在陈丹青的身上得到表现，他还在蹇促不堪的个体命运当中纠结着。
俭朴而复古的作家
　　“写作使我从只顾画画的痴态中醒来，醒在自己不同的书中，暗暗惊讶域外和家国怎样深刻地改变并重塑一个人。”
　　“1991年底我的美国画友奥尔告诉我时代广场第七、第八大道之间有一所住满艺术家的大楼，每一画室月租金才三五百元。他独用一间，大半时间要去打工，空着也是空着，他频频催我过去。知青生涯留给我的后遗症（或良药？）可能是对一切不抱奢望。所以有些我以为很难的事忽然如愿以偿，半是机缘，半是有人推一把。那年冬天我取到奥尔的钥匙打开西四十二街233号501室的房门，经年累月的松节油气味扑面而来。撒一泡尿，点上烟，我在五十平方米的屋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觉得就像初上井冈山那会儿一样年轻，这是我平生第一间自己的画室啊！”
　　在美国的生活，陈丹青所经受的影响—甚或是说改造—是根本意义上的，他第一次到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平生第一次在看也看不过来的原作之间梦游似的乱走，直走得腰腿滞重、口干舌燥，”及至后来，他会自己煮好茶叶蛋带进大都会馆内临摹画作。不仅仅是自己的美术专业，包括音乐、乃至艺术家和社会的关系，一个当代性的人在社会系统中应该呈现什么样的思想者造型—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在今天把陈丹青看作一个有批评和建设价值的公共知识分子，那么其在美国的十八年无疑是一个充要条件。
还在美国的时候，陈丹青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跨界创作，《纽约琐记》和《陈丹青音乐笔记》就是在美国的时候写成的。“本来早已决定回国定居去，画室租约到期之日，正是世纪末最后一天。下午撤空房间，交出钥匙，只在照例钻进地铁回家前就近在时代广场转了转，只见警马一字排开，大批警察在每个街口设置路障，维持交通，满大街人山人海蜂拥齐集准备晚上大狂欢。晚上，我不过如往常一样伏在桌案前：画摊子收起了，我的事情，就只剩下写。但我实在不确定如此这般到底行不行：虚构的本事，我没有，说是随笔散文，又不像，算什么名堂呢？”
　　陈丹青所说的“算什么名堂呢”显然是“妄自菲薄”的谦辞了，作为一个可以从容地谈论鲁迅和木心乃至中文表达特征的“作家”，陈丹青这几年来为中文读者奉献了包括《退步集》、《多余的素材》以及《退步集续编》等在内的诸多作品，包括了散文、杂谈和访谈，文字散淡中见尖锐，遣词造句乃至文字理念上颇有文白合一的意思，复古而简洁，但最值得读者玩味的当属陈丹青本人的意趣、思想和志向。
　　当陈丹青写完《纽约琐记》，在他准备好参与媒体的建设—“被迫”或者“自愿”地—成为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前，他是一个“上班的艺术家”。2000年，陈丹青归国，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中的一员，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2005年3月，因不满现行的高校教育体制，陈丹青向清华美院递交了辞职报告，重新成为一名专职画家。
　　今天看来，陈丹青能够顺利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进行系统的美术训练，这对于他日后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而当日之陈丹青在今天却未必能够顺利成长为一名有追求的艺术家。“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体而微、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师生‘双方’应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直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这样的教学难以体现在教案文本上，难以在工作总结中表述，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后果。”
　　辞职之后的陈丹青几乎是在瞬间获得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他踔厉敢言而略带戏谑的言语风格也成为现代聚光灯趋之若鹜的新焦点。从学术性的知本读物，再到娱乐性质的八卦周刊，从电视到网络，从报纸到杂志，陈丹青一度曾经密集地出现在面向各种读者的媒体当中，而媒体试图开发的也不仅仅是关于艺术和教育的。陈丹青，他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不自觉地充当了工程师的角色，负责改建我们的审美布局，而他所真正依赖的并非是专业素养，而是一个绅士的本色。
被围观的绅士
　　“我只有一两套出客穿的衣服，全是黑的，谈不上搭配。除了两件阿玛尼上装—阿玛尼上装的伟大是正好适合中国瘦男人—我不在乎，也不清楚品牌。”
　　“出国后我大约知道什么叫做绅士，要学，太晚了，何况绅士学不来的。”陈丹青不认为自己是绅士，对于当下的社会，他也认为绝少有什么绅士。“老一代党干部我记得颇有绅士相，他们其实出身民国时代有身份有教养的家庭，一浪漫，去革命了，没丢性命，当了官，地位高，假如心态还好，便显得十分儒雅而宽松，言语得体，淹然有风姿。”
出现在电视里的陈丹青要么一身黑衣，要么白衫黑裤，最显眼的永远是他的眼睛和皮鞋，和很多故意标新立异或者百无禁忌的艺术家相比，陈丹青更像我们传说中的书生和名士，讲究有派头，细节上拿捏的精致很令人欣赏。关于绅士的认识就要和他最早的人事阅读经验联系上了。“在中国电影或电视连续剧中当然见过很多旧时的绅士，服装不像，神态更不像。索性不扮绅士也罢，一扮演，就不像了，虽然还要做出他以为（其实是导演以为）的绅士模样。老演员没问题，赵丹、刘琼、金焰、金山、孙道临，他们小时候见过真的绅士。” 
陈丹青所认为亲见过的最绅士的男人来自于四十多年前的记忆：“文革刚开始，弄堂对面一位老先生—不知是资本家还是别的什么反动分子—挨斗挨打后，每天被勒令拿把扫帚当众扫街。我从阳台看下去，只见他头发两边分梳，一丝不苟，优雅地欠身，一手持帚缓缓清扫，一划一划，很均匀，很仔细，另一手臂还像往常那样微微背在腰后。所谓闲庭信步，就是这样子。他年纪大概七十岁吧，小孩子走过，骂他，唾他，他就立定，很自然地微微笑着，孩子走了，又缓缓扫地。”
　　从陈丹青的言语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他所关心的绅士本质其实是一种应对生活、把握生命的态度：从容，对一切人、所有事物都保持尊重，这种内心的修养和智慧并非决定于财富和地位，“是学不来的。”陈丹青在这个方向上的谦虚几乎和他对于自己文字的态度是一样的，但我们却很可以说，他就是一位绅士，因为他内心里的稳定和从容，因为他所表现出来的关怀特征和建设性。
　　陈丹青的言语通常和他的眼神一样犀利，而他的表达也因为他独特的心态和立场，经常能为我们提供不一样的智慧经验，这使得他在专职的绘画创作之外更加开拓了自己的生命质地。他也许并不关注品鉴和质地，但无疑他的文字、绘画和媒体形象都足以成为我们品鉴的对象，仅仅是陈丹青的表面就足以提供一种深度，让直接阅读品味成为可能。他以独特的魅力、智性的光彩、超越时代性的内心节奏而成为一种绅士的标准，一种理想模型的标准。